【聚焦走出去】2019年 “一带一路”境外投资风险防控现状与对策

2020年03月26日  来源:普华永道

日前,普华永道对包括央企、地方国企、民企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进行的调查报告发现,企业普遍对政治风险在内的特有风险均较为关注,对拟投资国家(地区)的综合风险与战略进行合并考量不足,投资项目拓展和退出机制差强人意……

因此,该报告认为企业应在战略、人才、风控、机制等四方面加强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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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重点关注的境外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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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高度关注境外投资的特有风险
由于国际投资环境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特殊性,企业在境外投资过程中对政治、外汇、税务和人员风险(包括中外人员融合、人身安全等)等特殊风险关注较高,关注度分别达到了75%,66%,57%和51%。


一般性的投资风险也需要企业加强关注

对于境外投资的一般性风险,企业关注度也较高。包括投后的运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关注度分别达到了62%和49%,值得企业加强关注。


企业特别关注对资产保值增值的风险

有60%的企业认为资产保值增值风险存在较大风险。境外投资由于地域限制,企业往往很难全面及时的了解和掌握境外资产的整体情况(包括资产的收益、消耗和损耗等),导致境外资产流失、挪用、虚报和瞒报的风险事件时有发生。所以企业需要加强企业在境外形成的存量资产的关注度。


企业持续关注境外投资过程中的合规风险

尽管企业的合规意识正在不断增强,但在调研中,合规风险的关注度仍然高达60%,可见合规风险依然是境外投资企业关注度较高的一类重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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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投资总体风险与战略考量

企业对拟投资国家(地区)的综合风险与战略进行合并考量不足。


发展中国家及地区投资备受关注,但投资风险也更需特别关注

有83%的企业表示已经在发展中国家(地区)开展境外投资活动。

但发展中国家(地区)开展投资和经营活动也往往面临较高的风险,有境外投资项目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地区)的企业群体对其面临的各类型风险选项的选择率均高于整体的15%,部分风险因素(如政治风险)的平均选择率甚至较整体水平高50%,显示发展中国家(地区)不稳定因素往往也更多,需要企业特别关注。


境外投资战略制定和执行仍待改善,先行效益未能充分发挥

参与调研企业中有20%的企业表示存在境外投资战略滞后或缺失的问题,仅有31%的企业制定了战略并得到有效执行。

26%的企业表示对战略设计和执行效果并不满意,具体包括规划内容有待进一步细化,对风险分散及战略协同效益考虑不足等问题;22%的企业表示对战略实际执行不到位,投资方向选择仍然依赖个别投资机会。

在央企层面,战略规划可落地性不足、战略执行跟踪机制缺失等问题尤为突出,这部分问题较民营企业高25%。

正是战略缺乏具体详细、可落地的战略规划指引,导致部分企业面临“投资机会寻找无序”、“投资决策无依据”的管理困境,同时出现大量“哪里有投资机会就投哪里”、“境外项目战略意义不足,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历史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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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投资项目拓展与退出

调查显示,目前企业的投资项目拓展和退出机制差强人意。


缺乏全球化高质量“朋友圈”,境外项目拓展仍然依靠单打独斗

参与调研企业中有63%的企业表示企业境外投资项目来源仍以自我拓展为主,仅有26%的企业境外投资项目来自于国际公司,反映企业仍未建立高质量的“朋友圈”,合作以“一锤子买卖”的雇佣关系为主,缺乏全球化布局广、专业技术水平高、公信力强、信誉度好的合作伙伴关系网,为企业提供全面持续性的资源支持。

正是这种雇佣关系下的不稳定会造成企业无法与合作伙伴之间产生长远利益趋同,合作伙伴的价值难以充分发挥,最终导致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时仍然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


投资决策未充分考虑退出方案,投资项目“退出难”现象频发

参与调研企业中有超过69%的企业认为自身退出方案的设计对风险的考量不足,而分析央企的选项情况,该比例则高达80%。这反映了企业在投资决策时并未充分考虑退出方案。

另一方面,仅有22%的企业会定期(每年)对境外投资项目进行退出跟踪,以检查项目是否出现退出方案中的退出情形,进而提示管理层进行再决策。显示近年国有企业普遍面临“投资退出难”的问题,原因就在于事前退出方案与事中跟踪机制的不足甚至缺失

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应积极开拓投资所在地或者国际化程度高的合作伙伴来支持项目和市场拓展,而拓展过程也要对退出条件作出充分的考量和明确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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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投资管理职责与监督手段

目前,企业普遍存在风险管理不明确,监督手段单一的现象。


风控职责划分不清,无法匹配境外投资复杂多变的风险管理要求

参与调研企业中有52%的企业未明确在境外投资过程中面临的各项风险的管理责任部门,而由公司总部实行“一起管”的管控政策。

经过进一步分析,对于未明确风险的管理责任部门的企业,其在政治、外汇、税务、合规等常见境外投资风险的选择率均高于整体选择率30%以上,表明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发生概率及影响都可能有所增加,也不利于企业风险管理专业化水平的提升。


企业对境外投资项目的监督检查手段单一,较难及时有效发现经营过程中的重大风险

参与调研企业中仅有18%的企业设置了专职境外监督人员,37%的企业进行任期内经济责任审计与过程审计,45%的企业定期及不定期派出总部人员进行现场检查或审计。

表明企业在监督检查方面,企业对境外经营单位常用的监督检查及审计方式主要包括财务报表审计、定期获取财务及经营数据的方式进行监控为主,企业对境外投资项目的监督检查方式较为单一,较难及时、全面、有效的发现境外企业经营过程中的重大风险,以减少企业可能面临的损失。

企业在进行境外投资前,需要理顺企业内部的风险管理职责来支持境外投资的风控管理,同时审视自身的监督手段是否有效、及时发现境外投资过程中的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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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汽车白俄罗斯工厂的汽车装配线。(图片来源:辽宁地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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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风险评估与持续监控预警

企业认为自身可研性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待提高,且缺乏一套动态的风险预警机制。


可研深度广度不足,亟需引入全面、独立、专业的风险评估伙伴式服务机构为企业把好风险关

参与调研企业中超过83%的企业认为自身可行性研究及尽职调查的深度及广度有待提升,而所有问卷反馈企业中,仅有39%的企业会委托专业中介机构开展专项风险评估并形成专项报告,央企和地方国企聘请独立、专业和国际化的风险评估机构出具风险评估报告的比例也仅仅为50%。

造成这种情况,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企业一般与提供风险评估服务机构是一次性的“雇佣关系”,服务机构也认为提供的是“一锤子买卖”,则忽视质量和口碑,导致风险评估形式化、程序化情况严重,没有很好的发挥风险评估服务机构的“全面性”、“独立性”和“专业性”的作用,为企业的可行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把好风险关。


境外投资过程面临的风险变化多端,然而持续性的动态风险监控和预警机制却普遍缺失

参与调研企业中有超过41%的企业尚未建立常态化的风险评估机制对影响项目目标的关键风险因素进行持续性的动态监控。

就算建立了风险定期评估机制也普遍面临预警及量化指标缺乏(69%)、评估方法有待完善(71%)和评估信息不充足(69%)等多方面的挑战,尤其在央企、国企群体中,风险管理缺乏预警及量化指标的比例高达75%。

企业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用于定期甚至实时监控风险变化情况的手段,可能会影响企业错失及时应对重大风险变化的最佳时机。

企业在投资决策前应对项目的各项风险进行全面、客观、深入的评估,在投资决策后也应进行持续动态的监控和预警,确保投资风险在投资全生命周期均得到全方位的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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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投资人才队伍建设与外派人员培训

人才资源缺乏、培训工作不全面也是企业亟需改善的问题。


国际化投资管理人才依然匮乏,从业人员经验主要以国内投资为主

参与调研企业中有超过74%的企业表示在境外投资过程中均面临国际化、高素质人才短缺的问题,在央企、国企群体中该比例更增至81%。

具体来看,有超过53%的企业尚未配置专职的境外投资管理部门/岗位而是使用境内投资管理团队共同管理,有超过58%的央企认为现有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难以满足海外投资管理需要,包括从业人员在语言、对投资所在国(地区)的了解程度、国际化视野等方面。

加上央企在机构设置、人才吸引和人员编制方面受到更严格的限制和监管,也加剧了央企国际化人才匮乏的局面。


对派出人员的培训不足,影响派出人员有效应对和化解其可能将面临的各种风险

组织系统化、常态化、强制性、考评式的培训机制是企业在内部各个层级培育风险管理意识与国际化意识的重要措施。

然而,调研结果显示,仍然存在对境外派出人员的派出前培训重视不足的情况。其中,企业不组织培训,由员工自行学习或由境外经营单位组织的比例有26%;或者有培训但培训内容不全面的问题的情况也较为普遍,如仅32%的企业会对派出人员进行反海外贿赂培训,可能导致派出人员缺乏足够的知识(特别是合规)应对派出当地的风险等问题。




从总体上说,中国企业在2019年的境外投资风险管理意识与能力已得到稳步的提升,展望2020年,建议“走出去”企业仍需要在战略、人才、风控、机制这四个方面进行升级。



战略:实现战略引领,谋求具备协同效益的全球投资布局;

人才:打造国际化、专业化境外管理团队,各层级分工明确;
风控:装备覆盖事前、事中、事后境外投资全流程的风控能力;
培训:健全配套境外投资管理机制,综合运用沟通、培训等多种机制全面提升投资风险管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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