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疫情之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企业的升级，已经有越来越多中国品牌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2023年的“出海热”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企业提高发展水平和向外探索的需求。然而，与疫情前相比，在这一轮的“出海热”中如何学习不同国家的文化、制度，适应更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经济局势，参与全球产业链的重塑，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成为中国企业的重要课题。针对这些海外投资热点问题，园区董事长胡海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以下是采访内容。
胡海一年有10个月待在墨西哥。2023年12月，在回浙江总部汇报工作并参与制定来年战略计划期间，他参加了由出海全球化智库EqualOcean举办的论坛。分享刚结束，他便被汹涌的人潮包围。据他观察，最近国内关于出海全球化的活动非常多，主办方既有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也有政府平台。胡海是北美华富山工业园董事长。官网显示，该园区位于墨西哥新莱昂州首府蒙特雷市北郊，距美国德州边境口岸拉雷多市仅200公里，是为中资企业提供“中文一站式”服务的境外优势产业平台。“早几年，飞墨西哥的国内航班上几乎见不到中国人，偶尔遇上也大多是华为派到当地跑市场的，要么就是去开餐馆或者做小商品贸易的。最近两年，飞墨西哥的中国人明显多了，大多是有一定规模的中国制造企业赴墨考察或者派驻当地的管理人员。”胡海介绍道。被派驻到墨西哥前，胡海曾在泰国泰中罗勇工业园担任园区副总经理，后者是华立集团于2005年启动的首个境外产业园。“参考欧美日韩的发展经验，当时集团已经意识到，通过中国制造再经由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等促进交易的传统模式未来肯定会升级。”那些年，胡海见证了许多园区里的中国企业实现了原产地多元化。这不仅有利于应对欧美国家的贸易壁垒，也解决了开拓东盟大市场的问题。有了在东南亚的积淀，这些外向型制造企业开始萌生了进一步走向欧美发达市场的发展需求。“此前，许多出口家电品牌是在国内生产，再通过集装箱海运至北美。当时日韩的白色家电企业已经在墨西哥建厂了。虽然国内生产成本低，但一个集装箱装不了多少家电，加上运费后，市场竞争力就会打折扣。此外，一些北美客户也希望产地离市场更近，不仅方便沟通，也能缩短供货期，提供更好的服务。”胡海介绍说。
2023年4月，胡海（中）在墨西哥园区接待来访考察的中国企业
为了满足这部分上升中的市场需求，华立集团、富通集团联合墨西哥当地SANTOS家族共同投资，2015年10月注册成立公司，开始兴建北美华富山工业园。其早期客户大多是出于自身国际化发展需要，在北美布局产线。2020年，《美墨加三国协定》生效。“美墨加协定”在原本“北美自贸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原产地规则，比如要求汽车零部件的75%必须在三国生产，才能享受零关税，高于此前62.5%的标准。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后，国际贸易环境已经出现从离岸制造、在岸制造、全球制造向回岸制造、近岸制造和友岸制造转变的趋势，全球贸易的供应链面临分解和重构。“此前，大家或许还会抱着侥幸心理，认为换一届政府是不是好日子就能回来。事实是不可能了。如果说前几年，一些企业还只是在思考出海战略，考察战略落地，这两年则普遍进入了行动阶段。”胡海认为，恰恰是国际商贸逆境如催化剂般助推了国内制造业原本就展开的国际化进程。据他介绍，2023年通过线上和线下途径来咨询入驻建厂的客户数都增长了数倍。最忙碌的时候，他们一周内要接待10个客户。有一个绍兴客户，仅仅通过电话、视频沟通，并通过园区的无人机远程看地，就买下了10万平方米的土地。最近两年，胡海所在园区新入驻的企业主要集中在汽配行业，许多是特斯拉的供应商。2022年，美国颁布了《通胀削减法案》，政府将向购买新电动车的消费者提供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以整车北美当地组装等为补贴的条件。次年初，特斯拉便宣布了在蒙特雷市的建厂计划，新厂投资额或将超过50亿美元，年产能可达100万辆。在该消息官宣前的内部供应商大会上，特斯拉已多次动员其供应链企业前往墨西哥建厂，以便为新工厂提供配套服务。在胡海看来，虽然全球经济形势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但身在特链的中国企业为了订单并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来就有饭吃，甚至拿到更大的份额，如果在给定的一两年过渡期内还是不来，则可能订单归零。”《晚点 LatePost》曾援引一位特链供应商的消息称，特斯拉已告诉部分合作供应商，如果2025年前未能实现墨西哥本地生产，可能丢失目前出口至特斯拉美国加州和得州工厂的订单。胡海分析说，《通胀削减法案》目前主要还是聚焦新能源产业，对电池组件、关键矿物乃至车辆组装等有了更苛刻的产地要求，希望引导这些产能向美国或者其自贸圈聚集，这对中国动力电池和新能源车企的北美市场开拓会有影响，但对非此细分领域的大部分中国汽零制造商还看不出明显和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特斯拉新开墨西哥工厂以及未来提高北美产能，可能还会牵引它在中国培育起来的多数供应商加快跟随设厂而受益，最终巩固和扩大特斯拉北美配套订单，也将间接带动国内部分的产能。而对于一些希望进入特斯拉供应链的中国供应商，即便最终无缘特链，北美还有众多国际汽车大厂在提高本地化率，来墨西哥建厂也意味着搏一个“洗牌”或“弯道超车”的机会。“在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政府是相对较弱的，他们既不掌握资金，也没有太大的权限。”胡海见过一些刚来墨西哥的中国企业，习惯遇到问题就找警察、找政府，最后发现当地政府在招商引资时的承诺都很难兑现，“很多问题是当地政府无力解决的。”在他看来，这也是中国企业愿意“抱团出海”的原因，“产业链上可以相互协助，信息共享，资源互补，规避了很多的风险。聚在一起，体量大了，无论是在政府还是商业层面，也会更有影响力和话语权。”制造企业面临的本地化管理问题则更为突出。“中国人的思维是，只要钱给够，工作时长不是问题。但在墨西哥，文化完全不同。大部分墨西哥工人都不愿意加班。下班铃声一响，哪怕螺丝拧到一半，也会立马停下来。”曾获得2020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中国工厂》记录了福耀玻璃于2014年投资6亿美元赴美国俄亥俄州建厂后的一段经历。福耀玻璃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供应商，也是美国多家汽车巨头的供应商。纪录片中有一幕是美方管理人员赴中国总部学习后，试图将“早班前站队列、喊口号，下班时汇报当日工作”的方法“移植”到美国的工厂，却无人响应。“实际情况可能比纪录片里还要复杂很多。”胡海说。这考验着中方企业管理者对文化和制度间差异的理解，以及能否利用这些特点找到足以平衡各方利益的本地化解决方案。胡海举了一个例子。有的国家明令禁止计件工资，而且只能发奖金，不能扣工资。那么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来激发当地工人的工作热情和效率呢？有的工厂选择把“减法”变为“加法”。“管理者会设定一个工作目标，比如员工当天做完6个，就能提前到下午4点下班。一段时间后，随着工人的技术趋于熟练，管理者会设置一条新规则，做完8个，3点就能下班。为了提早下班，工人就会有动力提升技术。可能一段时日后，这些员工两点就能下班了。可真要太早下班，可能又会有些无聊。这时候，厂家就会增加一条激励政策，为多做出来的部分支付额外的奖金。有了甜头，工人也会更有动力。”在胡海看来，中国企业想在海外长久发展，就要抛弃投机取巧、钻空子、占便宜的想法，要做到合法合规，善待本地员工和社区，“这样才不会落人把柄，让前期的投入和心血付诸东流。”
投资泰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