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出版《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1983年）一个多世纪之前，拉美文学宗师安德烈斯.贝略（1781-1865年）就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历史和虚构叙事是确立民族身份的重要因素。

　　墨西哥在殖民地时期已经有了自己的报纸，独立则意味着小说的解禁，“历史和虚构叙事”的两大载体，新闻和小说已经齐全。但是，墨西哥民族在19世纪的形塑举步维艰，主要原因在于国语的普及率低下，而文盲率高企。在独立之后，占到人口30%以上的印第安人基本不会听说西班牙语，90%以上的国民不能阅读西班牙语。种族等级制的遗产依然深刻禁锢着这个国家，作为统治者的克里奥尔人无法把他们的意识形态同被统治的群众糅合在一起，共同媒介的缺乏使得阶层与族群间的隔阂难以突破。民族观念只是少数人的朦胧意识，他们不能也不愿意解释自己同那些贫贱的族群何以构成同一个民族，尽管他们相信墨西哥人同西班牙人、美国人、南美人有着根本的不同。

19世纪的墨西哥民族意识堪比一碗夹生饭，充满了各种模糊甚至自我矛盾的地方。在波菲里奥.迪亚斯统治墨西哥时期（1875-1910年），印第安人的权益终于被写入了法律。然而奉行实证主义的当局政权是种族主义的拥护者，它试图以赠送土地的方式吸引北欧移民来到墨西哥，从而“优化墨西哥人的血统”。实证主义不能为墨西哥民族提供基本理论基础，它关于血统混合的观点或许多少促进了墨西哥的模糊民族意识，但它关于高低贵贱的种族观点对于民族主义的理论自洽会起到致命的破坏作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