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资（FDI）流量是1.39万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自2016年以来连续第四年下降（2018年比上年下降了6%，2017年比上年下降了21.9%，2016年比上年下降了5.4%）。

2019年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保持在历史最低水平，比2018年减少6%，约为6430亿美元。对欧盟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15%，为3050亿美元，其中流入英国的资金下降了6%，估计为610亿美元；对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则保持稳定，为2510亿美元；流入澳大利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42%，为390亿美元。

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资金保持不变，约为6950亿美元。其中，流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比增加了16%，增长集中在南美洲；流入非洲的外国投资同比增加了3%；流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估计达到了4730亿美元，同比下降了6%。

亚洲跨境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东亚和西亚地区的外国投资下降，亚洲各区域跨境投资情况为：东亚地区下降了21%，西亚地区下降了16%、东南亚地区增长19%、南亚地区增长10%。虽然2019年流向亚洲发展中国家的FDI下降，但仍占全球FDI的三分之一。

贸发会议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跨国并购大幅萎缩，比上一年减少了40%，至4900亿美元，这是自201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全球跨国并购额下降最严重的是服务业，下降56%至2070亿美元；其次是制造业，下降19%，全年并购额2490亿美元；初级产业下降14%，为340亿美元。以美国公司为目标的并购交易仍然占较大比重，约占并购总额的31%。

并购规模下降既与跨境投资总体规模下降有关，也与大宗交易数量的减少有关，2019年统计的超过50亿美元的超大项目合计30个，而2018年为39个。

当地时间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已经构成全球性“大流行（Pandemic）”。从3月17日开始，WHO已经将中国的确诊病例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数据合并统计。新冠肺炎在全世界范围的大流行呈加速趋势，已经席卷190个国家和地区。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4月7日19点19分，全球确诊病例已超过136万例，造成75973人死亡。

疫情的全球蔓延至进一步恶化，已经对全球社会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全球经济发展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就跨境投资而言，各国纷纷出台应对疫情的各类管控措施，使跨境投资活动受到明显抑制或延迟，投资效率大幅降低；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已有投资，预期投资收益下降，将减缓跨国公司及其外国附属公司的资本支出，这将对再投资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全球跨境投资规模；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产业，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前项目的投资决策。

2020年3月13日商务部和外汇局发布了我国对外投资统计数据，2020年1月，我国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87.9亿美元，同比下降7.1%。其中，非金融类直接投资83.2亿美元，同比下降9.5%。受疫情影响，预计2、3月份的统计数据也将同比下降。

2020年3月，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最新全球FDI趋势监测报告显示，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将对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动产生负面影响。在产业方面，贸发会议统计了在全球FDI中占据重要份额的50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的收益预期，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综合来看，这些公司将2020年的收益预期下调了9%。其中受打击最严重的是汽车行业(下跌44%)、航空公司(下跌42%)和能源及基础材料行业(下跌13%)。统计显示，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利润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利润面临更大的风险，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利润下调了16%。

在跨境投资类型方面，新的绿地投资项目受疫情影响将延缓，贸发会议调研数据显示部分项目因疫情而推迟；跨境并购也受到显著影响，2月份的数据显示，跨境收购的完成率大幅下降，从正常的每月400-500亿美元降至不足100亿美元。

总的来说，由于新冠疫情发展对全球跨境投资影响的不确定性，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全球跨境投资流量将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与之前预测的2020-2021年FDI趋势边际增长相比)：

● 情形一：新冠疫情影响范围短期（3-6个月）得到控制，预计新冠疫情对2020年全球跨境投资流量的下行影响大约为-5%；

● 情形二：新冠疫情持续影响2020年全年，预计新冠疫情对2020年全球直接投资流量的下行影响约为-15%。

我们相信，新冠肺炎疫情对2020年跨境投资的影响是直接的，而疫情对资本输出国及东道国在政治、经济金融和产业等层面的影响更值得关注，将深刻影响未来一段时间全球的跨境投资活动。本文希望通过对以上各层面的分析，梳理全球跨境投资的发展趋势，供企业和相关方参考。

进入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并急速演变发展，实体经济供需两端遭受巨大冲击，各国经济面临更加严峻的内外部环境。在此背景下，全球投资趋势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将对全球跨境投资趋势产生负面影响，将一定程度减缓跨国公司及其外部机构的资本支出。体现在流量方面，对全球FDI流量的影响集中在受疫情影响较大区域，但由于垂直的世界分工体系和生产网络的全球化，供应链的任何一环出现变化都将随着贸易与生产分工迅速蔓延到其他链条与环节，恶化嵌入全球供应链上下游中的其他国家的投资前景，进而对全球投资存量带来结构性影响。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跨国传递的范围和程度加深，疫情对全球投资的未来趋势影响将取决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疫情在全球发展及演变的范围和程度；二是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应对疫情措施的实施和成效；三是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地区恢复生产的进度；四是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各类宏观政策及其效应。从投资方式来看，一般而言，跨国投资的决策周期较长，项目生命周期有的长达数十年，因此疫情对现有项目和在建项目的即期影响有限。对新的投资和跨国并购项目而言，由疫情控制措施导致的生产关闭或产量降低将导致新固定资产投资的暂停，企业将延迟扩张或推迟并购。因此，疫情对全球投资趋势造成的影响具有滞后性。从投资目的来看，受疫情扩散影响最大的将是市场导向、效率导向和资源导向的投资。由于疫情引发的需求冲击，以市场导向为主的全球投资将被延后，预计随着疫情得到控制，生产消费需求的回升将带动此类投资的回暖。效率导向型和资源导向型的投资由于依托全球价值链和供应网络，受疫情影响地区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和物流影响，跨国公司开始重新审视其供应链和全球组织架构，或将重塑全球价值链和投资格局。

下面分别从疫情发展对全球投资影响的三个逻辑层面，分析受疫情影响下的全球投资趋势。

由前所述，全球政治层面的不确定性上升，部分国家政府稳定性下降，政策的连续性面临挑战，对外跨境投资在政策方面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政治风险对全球投资的潜在影响较为突出。此次新冠疫情可能成为逆全球化的一次演练，随着越来越多国家隔离措施的强化，国内国际矛盾可能进一步被激化，后续反全球化浪潮和民粹主义抬头值得观察，全球跨境投资可能面临更加严峻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另外，各国的社会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疫情影响。过去几年全球对外投资在部分新兴市场较为活跃，而新兴市场的社会稳定性较发达国家预期会遭受更大挑战，全球范围对外投资活动也将因此受到冲击。

短期内，政治层面各因素主要通过影响海外项目推动和沟通进程进而影响减少全球投资流量，抑制全球跨境投资。受疫情冲击，东道国政策不稳定，疫情爆发各国纷纷进行出入境限制，与东道国政府的相关谈判会因此推迟。融资谈判进程也会受到影响，包括融资协议签署延迟、融资条件完成延迟等，导致新投资计划短期内面临调整、已投项目后续谈判沟通过程不理想。全球投资项目进展受阻导致全球跨境投资面临不确定性。

中长期看，受疫情影响，政府违约风险的上升将直接打压投资方的投资意愿。另外，部分东道国政府还款能力受财政收支和经济放缓的压力，政府及相关实体的违约风险上升，相应以主权债务为担保的海外投资项目，将面临较大的违约风险，也会导致一些主权类项目投资的减少。部分国家可能出于对疫情的长期性和预期性防范，采取的限制措施超过必要、合理的范围，海外投资间接征收风险上升，全球海外投资隐性成本增加。一旦出现政府项目违约或征收事件，不仅打击投资者对东道国的信心，也将长期影响该国投资吸引力，甚至引发资金外逃。跨国企业会因此调整区域投资策略、重排全球价值链，这必将影响全球投资流量的动向，并通过调整收益再投资、跨国并购等投资策略引发部分地区投资存量缩减，进而在长期影响全球投资布局。

在项目层面，对于正在筹备和谈判阶段的绿地项目、并购项目等，受疫情下的政策变动影响，可能出现短期停滞、调整投资策略、甚至出现投资计划中止、资本撤退等现象。对于已经在建设期和经营期的项目，边境封闭、限制出入境、清关延迟等政策将对海外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造成不利影响，增加投资项目考察、沟通的成本和项目的沉没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对外投资。

2019年以来，全球经济面临不确定性增加，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缺乏动力。据各大机构估计，受疫情影响，中国、日本和美国等主要经济体2020年增速预计同步下降。疫情引发的全球需求和供给侧同步收缩，全球经济面临衰退压力将明显影响未来全球投资流量变化。全球主要经济体也是全球对外投资的重要支撑。受疫情影响主要跨国投资国家的制造业和经济停滞，全球投资者或许会对实体经济表现受疫情变化的影响程度，以及资产价格进行再评估，进而调整投资策略，这将对全球FDI结构和流量带来不利影响，使全球跨境投资放缓雪上加霜。

从结构来看，在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骤增、金融市场频繁波动的形势下，一方面，出于避险需求和风险管理的需要，避险资产价格上升，新兴市场可能面临资本外流的风险，受到疫情和资产价格的双重打击；另一方面，经济下行带来的需求负面冲击造成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受疫情打击最严重的经济体中，而停产和供应链中断造成的影响则主要集中在中国、韩国、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等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地区，其相关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干扰，导致部分依赖其原材料和设备供应的海外项目出现脱节、价格上涨等情况，短期内调整供应商将给项目增加额外成本，进而对已有项目建设和运营造成不利影响。

从流量来看，一方面，随着美欧股市、石油价格的连续暴跌，市场普遍忧虑新冠疫情可能导致违约率攀升和企业信贷评级下调。根据历史经验，当美国经济基本面出现明显恶化时，即使美联储降息，企业融资成本仍可能不降反升，企业偿债压力增大。受资产负债表压力影响，银行等各大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上升，海外项目融资环境和融资成本将受到影响，项目融资的压力将挤压项目盈利的空间，进一步恶化全球投资流量。另一方面，随着疫情加速在全球范围蔓延，欧美股市和大宗商品价格的频繁波动不断打击投资者信心，境内外市场恐慌和避险情绪进一步上升，资金涌入美元、美债为代表的避险资产。市场对美元的巨大需求推升美元指数，美元继续扮演传统避险资产的角色。而同时，美联储3月以来的两次降息和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计划，又将使美元指数承压下行。多重因素作用下汇率走势的不确定性，使全球海外投资项目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敞口。为规避汇率风险，各国投资者可能寻求使用本币进行项目投融资，增加项目谈判的摩擦成本，进而对投资项目落地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同时，对于在建或运营项目，投资者可能提前进行结汇售汇，或者在期汇市场进行套期等对冲操作，这又将增加投资项目的风险转移和规避成本，进一步影响投资收益的持续性和收益再投资。

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来自于跨国公司掌控下的国际资本主导的生产要素国际流向，当国际资本的流向发生改变，将最终改变生产要素集中度和中间产品流向，进而重塑全球生产供应链。以中国为首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在垂直分工的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中间环节，而跨国公司所在的东道主国家拥有核心技术和产品开发等关键产业链环节，享有资源配置和分配的权力。由前所述，疫情的全球传递打破了现行全球供应链的正常运转，并随着全球价值链产生网络效应，全球供应链短期内遭受巨大冲击，将影响全球投资前景。

短期来看，作为全球投资趋势的晴雨表，全球100大跨国企业已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业务受到冲击，并有超过40%发布了利润预警。较低利润预期将减少作为FDI重要组成部分的收益再投资，进而影响全球投资存量。跨国公司开始评估新冠疫情的影响，考虑投资再布局以分散风险，以期最小化疫情蔓延对其业绩的影响，并可能减缓在受疫情影响地区的资本支出，将影响短期全球投资流量方向和结构。

从长期来看，短期投资减缓和产业转移趋势对跨国公司长期建立起来的全球组织架构和供应链产业布局影响有限。跨国企业在重新考虑供应链战略时，需要权衡从产品质量和价格、到物流和供应可靠性、专门化分工等多重方面的因素。在大多数情况下，重组的供应链有可能不及一直具备价格竞争力和可获得性的现有供应链，在短期内将对运营和盈利造成下行拖累，甚至重组供应链缺少足够的生产能力，缺乏足够的供给弹性。在疫情发展已经对全球跨国巨头全年营业额造成打击的情况下，短期调整供应链的做法无疑弊大于利。例如，尽管苹果公司前200家供应商中有3/4在中国有制造厂，受疫情停工等影响严重，但3月初苹果公司仍然决定在中国生产其高端iphone11系列手机，放弃了将供应基地改为印度的计划。

一是投资前充分考虑国家关系、东道国的政治倾向、对外国投资的态度对投资项目的影响，更大比例引入东道国资本，依靠合作方背景处理好与东道国政府关系。在遇到问题时，加强与东道国政府和使领馆的沟通，积极协调项目各方。

二是跟踪东道国政府政策变动趋势，做好受疫情影响政府出台相应管制政策的准备，提前对人员、项目所需设备做出妥当安排。

三是关注由疫情产生的潜在社会风险，东道国一旦出现骚动，将影响投资项目的进度，或者造成项目成本上升。

四是建议外经企业密切关注东道国政治形势和主权评级变化，关注东道国偿债能力和债务违约情况。

五是在项目收益测算时，充分考虑政治风险，通过情景模拟和压力测试为项目留出利润空间。可以考虑购买海外投资保险，转移相关政治风险，力图将影响降到最低。

一是建议外经企业提前做好预案，对正在筹备的海外投资项目，纳入由疫情变量带来的融资成本上升、原材料成本上升、汇率变化、利率变化等因素，重新评估项目经济可行性，充分考虑经济金融不确定性上升对项目收益的影响。

二是对于面临大宗商品敞口和外汇敞口的项目，应合理利用金融工具对冲相关风险。

三是在OPEC等产油国投资时，持续关注原油市场走势，关注国际原油暴跌对当地财政压力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当地经济金融政策的变动。

一是建议企业和相关国家政府加强磋商合作，在抗击病毒的同时确保供货、物流顺畅，积极利用东道国的疫情支持政策，最大限度的减少疫情对企业生产及上下游供应的影响。

二是，对于考虑重构供应链的企业，建议从多方面评估产业转移的成本和收益，合理衡量其对企业未来运营和投资盈利的影响。在长期应考虑区域内部供应链系统的完备性，增强供应链抵御风险的能力。

三是，对于在建项目或运营期项目，及时评估现有设备和原材料供应商的生产能力和受影响情况，必要时改用其他供应商设备或原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