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文章作者汪力成先生，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被《财富》杂志称为“中国第一商人”。现任全国工商联第十二届常委会委员、中非民间商会会长、全球浙商总会副会长，并兼任浙江大学等多所高等学府兼职教授和特聘研究生导师。2018年荣膺“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浙江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时代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华立作为民营企业中的一员，有幸积极融入并搭乘“一带一路”快车，这7年来不但实现了自身海外业务的提速发展，也对中国民营企业全球化发展有了更多的思考、探索和实践。

近年来，由于中美贸易战、逆全球化思想的影响，以及随着国内生产要素成本的不断攀升，一些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制造企业出现了向周边国家“转移”的现象。华立通过本身制造业产业的供应链网络以及境外工业园内的企业进行分析得出“当前是转移某个节点的加工厂而非转移整个供应链网络”的结论。

绝大多数国内企业通过在境外其他国家建立生产制造基地来就近开拓海外市场，规避贸易壁垒、低成本高效率配置生产要素资源。从此次疫情影响所导致的境外工厂“停摆”也不难看出，中国制造业企业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所谓“转移”，并不是某些行业中的整个产业链条转移，而只是产业生产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环节（诸如，对供应链需求较低、人工成本占比较高的环节），其他研发、设计、上游核心零部件等对于人力资源素质、供应链要求高的环节仍然保留在中国境内。

作为从事制造业40余年的企业代表，我想表达一个观点，“低端制造业”不等于低端落后产能，制造业向高质量发展并不意味着传统的产业完全被淘汰出局，而是要对传统产业在生产制造方式等方面做转型升级。制造业的核心在于是否掌握核心技术、是否不断创新优化效率、是否和国际接轨……比如，疫情期间大家都需要的口罩，虽然是属于低附加值产品，但是如果有企业利用新材料开发出可以反复使用的更优质的口罩，这就是制造业的一种升级。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但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WTO框架下的全球化分工。世界从80、90年代，北美、欧洲、亚洲三条市场供应链逐步发展成为一条相对符合经济效益最大化的供应链，即发达国家一直占据价值链高端（核心技术、关键装备、资金等）中下游靠进口消费；资源型国家主要占据大宗资源的优势（石油、矿产、农产品等）；而中国成为了全球产业链中的加工、制造型国家，生产制造产品后全球卖。在此过程中，中国以“制造工厂”的角色形成了产业门类齐全，基础设施完善，各个行业上、中、下游产业聚合优势的供应链网络。

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国际贸易中70%是成品贸易，30%是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间品的贸易，大部分生产流程都是在单个国家内完成的；而到2018年，这个比例正好反过来，国际贸易中有70%以上都是中间品贸易，成品贸易的占比下降为30%左右，大部分生产流程都是跨国完成。

“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不仅仅是扩大和加快对沿线国家的出口和投资，还应该建立更加紧密的商业秩序命运共同体。

如果我们站在更高的视角看全球产业链，若要使得中国过去已形成的供应链优势进一步放大，则不能固守封闭的思想来布局中国制造，中国制造的地域边界可以更开放，即顺应市场规律将制造地辐射半径延长扩大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此来获得新的资源配置优势。

虽然原产地多元化了，但中国资本、中国品牌、中国企业仍然将牢牢地掌握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环节：一方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形成深度嵌合、强粘合的共赢关系（走深走实）；同时中国自身通过“腾笼换鸟”也实现产业升级的内在需要；更重要的是让中国产业链通过国际化布局离用户更近、抗风险能力更强、生命力更强。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境外工业园无形中已成为国际产能合作承接的重要载体，具有重要的连接价值。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尤其是那些处于产业链某个环节中具有一定全球竞争优势（隐形冠军）的企业纷纷加快了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华立也顺应大势，在成功开发泰国罗勇工业园的基础上，制定了全球“三大三小”六个中国境外工业园平台的开发计划，目前正在积极推进中。

当然，中国要从“中国制造、出口全球”转向“中国创造、全球制造”，在依托庞大供应链系统，保持产品综合生产成本最低水平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一方面突破各类“卡脖子”技术，促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大的格局，顺势而为，参与全球产业链的新探索和实践，在“打打停停”长期存在的贸易摩擦中，寻找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