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已导致全球经济出现不同程度衰退，世界三大制造中心东亚、欧洲和北美的产出和贸易均出现大幅下跌、休止和停顿，从供需两端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的不可预见的冲击。孤立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国际经贸冲突可能再次升级，从而加速全球化的倒退和收缩，甚至加快逆全球化的进程。此次疫情对世界的影响将是多重和深远的。疫情结束后，世界各国将对供应链的全球布局做出具有长期性、战略性和全局性影响的调整。我们将会面对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一个不一样的供应链。对于本已饱受中美贸易摩擦冲击的部分中国出口企业，对疫后全球产业链的变化更需提前预知、及早应变。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推动下，全球化一度处于高歌猛进的状态。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受美欧产业空心化、国内失业率上升、技术优势流失等因素影响，“逆全球化”思潮在西方国家涌动。及至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全球主义与本土主义、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美国优先”及其所体现的“经济民族主义”大行其道。加上中美贸易冲突等因素，全球化进程的重塑早在疫情发生之前就已展开，疫情只不过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变化。

此次疫情使“长而复杂的全球供应链”的风险集中暴露，后疫情时期跨国公司将不得不更多考虑风险分散的问题，企业的经济活动或会呈现“地方化”和“区域化”趋势，即在本国或靠近本国、与本国政治关系较好的国家开展生产经营，也可以将这种变化称为“就近生产”模式。

产业链的地方化和区域化以及“就近生产”模式，其实并不是由疫情引发的，这种变化有其内在的动力。一是“就近生产”模式可以使企业对消费者需求做出更加灵活和快速的反应，产品个性化、定制化等趋势，将使制造中心不仅更靠近消费中心，还会促使制造、创新、设计和营销中心更加相互靠近。二是由于生产自动化程度提高等变化，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对企业选择生产经营地点的影响在降低，而疫情会进一步加快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的商业应用。三是疫情使“远程办公”潜力进一步得到开发，“远程技工”在后疫情时期或会增多，它可以为“就近生产”提供更大支持。

可以预见，以北美为主要市场的企业，将更多地前往当地特别是墨西哥设厂，在当地形成更加完整和高效的产业供应链。美墨加协定和中美之间全方位的冲突则会加速这一进程。